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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民刑交叉案件实务中的疑惑
作者:高峰  发布时间:2018-06-12 12:06:27 打印 字号: | |

    正如王林清法官所言,“民刑交叉问题既是一个古老陈旧却又历久弥新的话题”。此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然而长期的探索与争论也未能赋予立法者坚定的决心,直至在理论界将基于 “重刑轻民”老旧思想建立的“先刑后民”逻辑及“民事行为涉罪即无效”的传统观念推至风口浪尖,最高院才在于2015年8月6日公布的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中,若隐若现的表明一些态度,即“涉罪的民事行为并不当然无效”,但其小心暧昧的态度即使是在民间借贷领域也不致彻底廊清迷惑。由于“民刑交叉”案件指导意见的缺位,也致使相关部门之间的矛盾、争执也未曾终止。作为民商案件的审判工作者,自觉有必要继续从实务的角度,探究民刑交叉案件常见争议症结及化解方案,希望对化解整体矛盾能提供些许思路。

    一、民刑交叉的内涵与外延

    学界从不同的角度对 “民刑交叉”作了概念性的定义但“民刑交叉”实非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毋宁为理论界对于相关案件表象的描述,其所指为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在法律事实、法律主体以及法律责任方面存在完全重合或部分重合,进而使案件程序的进行以及实体权义的处理产生交叉、渗透,甚至冲突的现象。 笔者认为,单纯的主体重合并不必然导致通常意义的“民刑交叉”,必须还存在法律事实上的重合,否则仅产生法院与公安部门案件处理时间安排的冲突。“民刑交叉”产生的具体原因系行为主体的法律行为,既发生私法的法律效果,并因此产生民事诉讼,又涉嫌触犯刑法,被纳入刑事评价体系。 “民刑交叉”所产生之困惑可归纳为:程序与实体发展过程及最终结果的协调问题。程序问题主要指案件管辖与推进顺序的考量,实体处理包括犯罪认定对民事行为效力的影响以及刑事处理结果与民事处理结果相协调的考量。

    二、程序之惑

    (一)当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同时启动,如何安排重要性及顺序的问题? “先刑后民”几乎成为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传统观念,张明楷教授在著作中也对此表示同意,但区分了例外情形 ,其观点成为之后学者在论述该课题时的参照,其中不乏显明对立的立场,例举了“先刑后民”原则的缺陷与危害,陈兴良教授认为“先刑后民”原则容易被某些司法机关恶意利用,成为干涉经济纠纷的一个借口;也容易使司法资源成为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经过之后多年的讨论, “民刑并行”原则基本可以达成一致。“民刑并行”原则基本上是可取的,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的功能与价值相互迥异,刑事程序是国家以维护社会秩序,惩处犯罪为目的,而民事程序的价值在于了促进交易,维护经济生活秩序,增加社会财富,二者在各自体系内不存在目标实现的包含关系,属于各自独立的程序,也不存在相互排斥的根本冲突 ,不应存在忽视或牺牲其一的选择,如果没有必要、合理的理由,“民刑并行”属于合理的状态。只有出现特殊情况,如一案的审理需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或在一案未审结的情况下,另一案如继续审理将会出现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才出现一案对另一案的妥协与退让,适用“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

    (二)当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之中,发现有刑事犯罪嫌疑,应如何处置民事案件? 目前理论中的做法包括以下几种:1、将犯罪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民事案件中止审理;2、向侦查机关移交犯罪线索、材料后,继续审理民事案件;3、裁定驳回起诉,全案移送侦查机关;4、全案移送侦查机关,退还诉讼费,书面通知当事人。 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发现刑事犯罪嫌疑的,将相关线索与材料向有关侦查机关移送已属确定适法行为,关键在于移送之后民事程序的处置。如前所述,向侦查机关移送犯罪线索、材料后,如不存在民事诉讼的审理需以刑事诉讼程序的审理结果或认定事实为依据,或不存在裁判结果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原则上应继续审理,否则应中止审理。然则在是否存在上述情形的判断与评价上,又因立场与观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认识。对于判断与评价标准,于后详述。 何种情形适用裁定驳回起诉,全案移送侦查机关呢?明确的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允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但是,何种经济犯罪可以完全排斥民事程序的存在呢?任何经济犯罪都是对受害人财产的侵害,该规定是认为对经济犯罪的惩处完全可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还是也认可对刑事程序之后,当事人可针对未受偿部分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呢?如果属前者,笔者认为,这完全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老旧刑事惩罚观念的残毒,应予断除;如果是后者,大可中止民事程序,等待刑事处理结果,如果受害人已完全受偿,民事程序可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如未完全受偿,应对未受偿部分判决保护。完全没有必要在诉权上增加当事人的成本。但是,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受“以刑代民”观念影响的成分更大,刑民观念发展至今,上述观念应及时摒弃。 全案移送,退还民事程序诉讼,书面告知当事人的作法毫无根据,上述“裁定驳回起诉,全案移送”的作法终究为一种结案方式,而书面通知当事人的作法便实属可疑,无据可查。 综上,笔者认为,移送线索、材料后,民事程序的处置应以二种为宜,即中止审理或继续审理。

    (三)当行为人被刑事立案,部分受害人并不向侦查机关申报,而是径直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受害人在已立案的刑事诉讼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如何处理? 相关的规定有:2013年开始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人理人、近亲属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作出判决。据此可视为刑事诉讼程序并不排斥民事诉讼的启动,而且民事诉讼还可以针对物质损失作出判决。然而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7条“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上述意见又似乎与之前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态度不一,是出于对案件处理过程的新认识,还是出于部门间的妥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意见对于解释的规定是法院部门的退让,且系对于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科学法律秩序的倒退。 一如前述,历经百年的民刑分离的法制努力,不时在实务中出现反复,不得不说系法制的反复,是法制思想的反复,无论出于何故,以刑代民,重刑轻民的思想不应再死灰复燃。在未有充分理由要求民事诉讼向刑事诉讼妥协的情况下,任何仅以刑事程序开展为由,拒绝民事程序的启动或停止、终止民事程序,均系对公民诉权的侵害,更是公告对私法非法干预的延续。

    三、实体之惑

    (一)被认定构成犯罪的民事行为的效力问题 如何评价合同的效力?这是刑民交叉中最为重要的实体问题。 传统的观点为,只要是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其相应的民事行为(主要为合同行为)一律无效,理论基础主要是犯罪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公序良俗等。叶名怡教授以诈骗罪的诈骗行为与涉欺诈的合同行为为例,为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划了一条界线,彻底否定了涉罪的合同行为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因果关系,也进一步批判了犯罪所涉合同“当然无效论”。 叶教授的观点无疑是独到且合理的,立法与司法界的态度也逐渐验证了叶教授的主张。对合同效力的评价仍应回到私法领域,这也是最高院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释放的信号。仅管如此,还是有必须对一些涉罪合同效力的认定作一类型化分析 1、违反市场准入类犯罪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法律对进行某些市场活动规定了准入制度,并非对此类市场行为的禁止,仅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防范系统性风险,或是保护特定主体的利益,大多属于管理性规定,违规进行此类市场活动,也未必直接构罪,还需达到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以典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例,借款人与出借人的每一笔借款行为均系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系因为借款人吸收借款的规模超出法律限制范围,才被纳入刑法评价体系,应将大规模的吸收存款的犯罪行为与每笔合法的借贷行为区别评价,非吸的犯罪行为不宜导致每笔合同无效,否则无异于将代表双方利益的合同效力的命运交给一方当事人该合同行为之前或之后且与该合同无关的行为,不可思议。当然,于此还有诸多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且已与司法解释意见统一,所以在该认识上已基本达成一致,需要的是在司法界改变长期形成的观念问题。 2、诈骗类犯罪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在这点上,叶教授的论证是独到的,诈骗行为与欺诈合同本应该区别评价,是两者在行为过程中紧密联系,甚至深度融合,使分析评价过程发生一体化,无明显割裂。合同诈骗的犯罪系利用合同作为诈骗手段,其图谋的是合同利益以外的利益。而具有欺诈性的合同只是一方当事人通过欺诈行为而使自己在合同中占有不合理的优势,或获得超合同利益。对后者的评价力度还不至于超出私法范围,对诈骗行为公法性质的否定性评价,也不能代表对欺诈合同私法性质的评价。诈骗行为当然以罪论处,作为手段的合同也并不因罪无效。 但是,笔者对叶教授原则性的将此类合同确定为可撤销的合同略有余见。欺诈性的合同确属于可撤销的合同,但是在考查涉诈骗类犯罪的合同效力时,还应考查诈骗的犯罪行为是否渗透至作为手段的合同要素中,如果将欺诈性合同单纯的作为手段,诈骗的因素根本未渗透其中,那么该合同基本上是有效的,举例说明,甲某为了骗取乙某的货车,与其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假借用乙某的货车运送货物,而骗取乙某的车辆,那么上述货物买卖合同就不宜确定为可撤销的合同,毋宁为已履行的有效合同。如果行为人通过假借与相对人签订合同,根本无履行合同的意思,仅为非法侵占对方合同标的物,如谎称自己可以发包工程给对方,而与对方签订合同收取合同约定履约保证金;或者通过虚构事实,欺诈对方与自己建立合同关系,以获取合同利益的,如虚构有利信息,使对方产生错误的判断,而与其签订合同,均属于可撤销、或变更的合同。 3、其他犯罪行为涉及合同效力的认定 关于判断犯罪行为对于合同效力的影响,笔者认为,除应依叶教授的主张,区分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外,还应与公法对于私法干预的效果联系起来。而公法对于私法干预的“通道”也即学界公认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而对于该条规制的范围,应限于合同内容的违法性,因对于合同目的及手段的违法对于合同效力的影响已另行规定,如欺诈性合同可撤销、或变更,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无效。那么合同内容的违法性严重到直接构罪的程度,如何影响合同效力呢?有些涉及纯粹公权关系的强制性法律规范,因违者受公法制裁,完全排了从私法角度对合同关系以及合同利益的规制,不存在合同效力认定的问题。如走私毒品、性交易、贿赂等犯罪。 质言之,如合同内容本身的违法性已严重至直接构罪,应仅属于刑事程序管辖范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至于合同内容的违法性未至犯罪,仅违反民事强制性规定或行政管理性规定,也会对所涉合同效力产生影响,但已超出本文探讨的界限。

    (二)判决结果问题 对民刑交叉案件在程序上的争议,以及涉罪合同行为效力的争议很大程度是出于对案件认定事实以及判定结果会产生冲突的忧虑。 1、案件事实的认定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程序的影响 存在事实重合的民刑交叉案件,对于事实的认定直接影两起案件的处理结果。这也是涉刑民事案件通常要求停止民事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有支持中止民事程序,等待刑事案件认定事实,并以此事实直接作为民事案件认定事实予以分配民事权利义务。也有支持民刑并行的,理由是,虽不能排除民事、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冲突,但是因民事程序与刑事程序的证明标准不一导致的,民事程序实行证据优势原则,将无法查清事实的责任推给当事人的举证不能,并给付当事人依刑事认定不一致事实提起再审的救济途径 。笔者认为,如此处理如仅是基于法院处理案件的立场,并无不妥,但是却是较为任性的作法,如果系单纯的民事诉讼,依据“优势证据原则”分配举证责任,即使最终认定并非真实,也属于当事人承担的责任,因为法院有作出裁判的职责。但是如果明知该事实在刑事程序中也会作出认定,不顾产生冲突的可能性,是否是对先刑后民的原则的“矫枉过正”?也有罔顾“需以另案结果为依据,应中止程序”法定内容的嫌疑。如此可行,即是以“民刑并行”修改程序相互协调的正当性。笔者之见,重视冲突的可能性,落实程序中止的实质功能,“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均系为形式,是程序之间协调开展的灵活模式。 2、刑事判决结果对民事判决结果错误影响的纠正 在相关行为被判定为刑事犯罪后,相关民事合同被认定为有效的结果总给人法秩序不统一、不协调的认识。以众人之见,法域之间不应作出相互矛盾、冲突的解释,如一法域中评价为合法的行为,在其他的法域就不能认定为违法而加以禁止或惩罚。其实,不同法域立法旨趣的差异与作为评判对象行为的多面性,共同决定了对刑法违法性可以作相对判断。 质言之,就是对于违法性的判断不必是一元的,而是相对的,在脱离刑民不分、以刑代民的中国法制传统的今天,刑法与民法各自有独立的价值取向,又因法律行为法律效果的多元性,使不同法域对同一法律行为作不同评价也是再所难免的,各法域应依各自独立的标准评判法律行为,不必完全依赖其他法领域的结论。 3、民事案件与交叉刑事案件不同评价结果的相容性 笔者认为,对于交叉民刑案件处理结果冲突的担忧是多余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功能与价值不一致,是评价不一致相容性的基础,刑事诉讼追求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生命安全与财产,所以在量刑时,对损害财产考量的界限是受害人实际的直接损失,较不重视对可能性的评价,而民事诉讼的功能除维护交易安全外,还追求合法利益的最大化,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所以其所考虑的损害即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预期可得利益。如果人们对于两个案件不同结果不可理解,也只能是传统观念与知识体系的问题。以常见的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处理结果与相应民间借贷案件的处理结果为例,在刑事量刑时,法院会将已支付利息作为对出借人本金的偿还,不承认利息的损失,以未偿还借款本金金额为直接经济损失,并以此作为量刑因素,但是,如果权利人就相应借款提起民事诉讼同时主张借款本金与利息时,如何处理?首先,借贷合同非单因涉罪而无效,如认定为有效,对本金与合法利息的支持属于合法结果。对于在刑事诉讼中以息顶本的操作不予考虑,对于已付款项,依法在未作约定时,按先利后本的偿还方式进行核算。 刑法认定损失额仅作为量刑标准,不是对受害者的终极法律救济,只有刑民共举,才能对受害者损失最大限度的救济。

责任编辑: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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